没有炬火，你便是唯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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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娜拉走后怎样》后感

易卜生起草了娜拉前半生的诗歌，是倏然的觉醒，义无反顾地抗争，头也不回地离开，手起笔落，疾风暴雨般的演奏，又随意般的留下几十年的沉默，先生却在这戛然而止处另起语调，他仿佛就站在历史这位冷眼旁观的看客对面，对着北京座下的女学生，对着全国的妇女，以犀利的言语给出了一个沉淀了几千年的、仿佛有人刻意隐瞒的问题的答案。

先生讲到娜拉走后怎样，无外乎堕落或者回来，抑或者饿死，这一条又不能算为生的路。他说已经驯化的鸟，在鸟笼待习惯后，便不再能轻易地扇动华丽的翅膀离开了，否则只能在踏出的那一刻便于划破长空的嘶鸣中迅速下落。先生说困在或者不清醒地活在当下的梦里是幸福的，倘若发现一点子出路或是被人惊醒，那便是在绝不可能逃走的着火的铁屋中醒来，处处是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没有过希望，绝望倒也不会在相较之下如此残忍。

同样的在先生的时代，千百年的“铁屋子”严丝合缝，新思想的歌声随着世界涌动的工人运动浪潮传来中国，“屋子”中，一些人已然意识到这转变的迫切却只是作一个看客，以不惜未来的代价想从一成不变而更好掌控的现状中获利；一些人已经全然苏醒，拼命地往外走，振臂高呼，恨不得将整个中国立刻从“铁屋”中唤醒。先生是“大喊”的人，他使尽浑身力气，从男人到女人再到青年，火星四溅的是殷殷希望。先生却也不给人机会去造未来的梦，他始终认为黄金色的梦想下是腐烂的苦痛。他说娜拉除了已经觉醒的心，一同座下诸君，不要轻易沉浸在看似已见的成功里，而是睁开眼看看未来，不做傀儡，去掌握经济权，勇于参与政治，去鼓作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是先生给出的答案，虽然在当时并未掀起如何波澜但是其如星星之火，在漫长的等待之中燃成炬火。

女性若要改变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固化的形象，固化的阶级以及不论男女或已固化的思想，她又该看向何处，又该凭借什么替自己立命立身？

世界风云变化不过翻涌之间，当千年的冰河开了冻，女性的意志也不断向前。

2020年9月末，苏敏决定“离家出走”。这一年她56岁，在人生一切的大事都好像尘埃落定的年纪，她义无反顾地抛却了一切，却又在某种意义重新拾起了她自己。像娜拉吗?有点像吧。她们都是被生活持续攻击中某一乱拳击醒，但经历世纪的巨变后，21世纪“娜拉”的故事多了一段很长很长的后续。她开始了自驾游的旅程，从鸡心跑到鸡脚，冽风到暖阳，外头新鲜的空气洗涤着她腐烂了的伤口，她的人生似乎也回了暖。有离开的勇气也有继续享受的底气。信息共享时代的便利，教育的普及，法律的愈加完善等等都赋予了妇女思想进一步觉醒，妇女力量崛起的更多可能性。“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女性的幸福，全都靠女性自己。越来越多的女性，不论什么出身，什么年纪，都坚持着追求更加卓越的自己人生信条。但是与此同时网络上也掀起一波讨论的浪潮，在敬佩和羡慕之下，也有人口口声声责问为什么不选择离婚，是不是还要回去，是不是只是为了作秀。一条条不以为然的信息像面巨大的镜子反映着这个时代在某些方面的滞后、社会的不公以及女性长久不愿揭露的伤疤。事实上中国的性别差距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和我们的国力匹配，它好像还没有引起这个社会的注意，但是只有当一个社会不再执着于以性别为前提，去匹配社会角色和社会资源时，这个社会氛围才会更健康，社会结构势才能更加优质化。

性别从来不是问题的根本。男性和女性是生理结构的区别不是性格和能力的区别。同样的在苏敏的故事里，婚姻不是问题所在。苏敏想出走，是因为来自各方各面的禁锢感，丈夫，家庭乃至于社会都可能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苏敏能自由出走，是因为她在脱离家庭，脱离婚姻后仍然有继续把自己人生过好的底气。这样的底气可能来自她的过去几十年人生里的经历，但是一定是她身为女性的自信主导。现在的女性无疑比前人多了更多的选择，但是道路依旧泥泞曲折，我衷心希望大家只是如同鲁迅先生所言：“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从今如没有炬火，你便是唯一的光。”